【決戰完勝 走向小康】淬煉
——革命老區武鄉縣脫貧攻堅戰中的青春身影
【決戰完勝 走向小康】淬煉
——革命老區武鄉縣脫貧攻堅戰中的青春身影
記憶中的鄉村 已是翻天覆地
一夜的雨。接著，又是一夜的雨。然后是白天時出時收的陽光。
這樣的天，幾乎成了2020年7月上旬武鄉的慣常。那段時間我天天跑鄉下，當然是武鄉的鄉下，和我一起跑的縣政府辦的武曉林說，我們這是下鄉。其實在老百姓心裡，“下鄉”往往連著的是干部。可我不是干部，我隻不過是以寫作者的身份，用冷峻的眼光和客觀的態度去體會革命老區的脫貧攻堅罷了。
有過17年農村生活經驗的我，可以說是熟悉農村的，但對脫貧攻堅卻很陌生。盡管翻山?，越溝壑，走進村庄，走進貧困戶，但是對鄉村的貧窮仍心存疑問，那種疑問很復雜，既有梁鴻在《中國在梁庄》裡那樣的悲傷：什麼時候起，鄉村成了民族的累贅，成了改革、發展與現代化追求的負面？什麼時候起，鄉村成為底層、邊緣、病症的代名詞？……它包含多少歷史的矛盾與錯誤？包含著多少個生命的痛苦與呼喚？也有對國家如此大規模，如此地毯式，如此大投入，如此舉全國之力，打這一場脫貧攻堅戰的不解。因為之前我知道在經濟學上有個涓滴理論，大概意思是，解決貧困問題主要依賴於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，即使沒有政策干預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滴漏效應也會影響到貧困階層，從而使社會的貧困問題隨之自然解決。
20年前因為工作關系，我經常往返於太原與長治之間，無論坐火車還是汽車，途中總有一段要經過武鄉。武鄉給我的印象就是公路邊槐樹林裡東一堆西一堆破破爛爛、泥牆淺瓦的雜亂小院，要麼就是深溝對面荒坡上那幾孔死寂的窯洞。這也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，因為武鄉1985年就是山西省的35個貧困縣之一，1994年列入國家級貧困縣，2014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8787戶55088人，貧困發生率30.9%，平均每3個農業人口中就有1個貧困人口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這次鄉下之行，完成改變了我的看法。無論是貧困村，還是非貧困村，所到之處都是平整的公路、干淨整潔的村容村貌、曾經一籌莫展的貧困戶臉上露出了笑容，無論是硬件的基礎設施，還是軟件的人心與精神，翻天覆地的變化都超出了我的預想。那些光伏產業一年能給村裡帶來20多萬元的收入，那片干果經濟林挂果后能夠帶動每個貧困戶增收4000元，對這些我腦子裡沒有概念，我看到的是差一點兒被我判成死刑、不僅僅是千瘡百孔、實際上已經完全陷落衰敗的鄉村，出現了轉機。
從城市到鄉村的“90后”
路上，我和曉林聊這場脫貧攻堅戰，本鄉本土地地道道武鄉人的他，總是直言不諱，也推心置腹。聊天中，我們無意間注意到一個群體，一群“90后”，他們有的剛從學校畢業，有的參加工作沒幾年，但他們都自帶鍋灶、背起行囊到各式各樣的貧困村來從事扶貧工作了。畢竟時代不同了，在過去打仗時十六七歲能扛槍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二十一二可以當大隊長，在單位他們可能是新員工，但在父母那裡卻還是“掌中寶”“心頭肉”的娃娃。可他們還是下來了，從中央、省、市，直接來到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另一個世界的鄉村，要完成的卻是脫貧任務。我在想，當他們面對那些一不沾親二不帶故的老百姓，會是怎樣的態度呢？他們能全身心投入到這場攻堅戰中嗎？鄉村一直以來只是他們腦海中一個想象的存在，如今他們深入其中，還要日夜相伴，他們能行嗎？我突然意識到，這場脫貧攻堅戰真的不只是脫貧扶貧那麼簡單。於是我們設法採訪到了其中的兩位。
從城市到鄉村，離開熟悉，進入陌生，如果是旅游，那會新鮮，但要是工作呢？而她面對的又是一群你費盡口舌也死活聽不懂的老人們，會怎麼想，心裡會有落差嗎？尤其自己還是一個高學歷的人，會不會懷疑自己的人生？帶著這些問題，我到豐州鎮白家窯村見到了那裡的第一書記劉依塵。
劉依塵，南開大學研究生畢業，學歷史的。外表上看有點柔弱，說話時總帶有一種質疑式的堅硬。她在太原長大，盡管父親的老家在盂縣村裡，但也僅限於一年一次的過年回去，因此對農村基本沒什麼概念。但是作為選調生，來基層她是有心理准備的。
可是來到村裡實際感受如何呢？有落差和不適應嗎？我問她。
她說多少還是有一點不適應，譬如蚊虫啊、廁所呀，還有村裡的狗，好凶。不過這都過去了。至於落差嘛，她調侃著說，那倒沒有，畢竟讀這麼多年書，我怎麼也得明白一個道理，那就是：你到哪兒其實都是一個干活的。省裡、地方、村裡，都一樣，你不能說你在中央機關，就不能到村裡當一名扶貧隊員吧！
多麼淺顯的道理啊，又是那麼深刻。可是我們很多人就是不懂。我坐在依塵對面，中間隔著成堆的脫貧攻堅的台賬、手冊和筆記，她的開朗性格和學歷史的背景，讓我們討論的話題越來越深。我們談到駐村的苦，她說其實沒有那麼苦，因為大家都一樣。她所說的那個“大家”，既包含所有駐村隊員，也包含自己駐村的同學們，她說他們私底下有交流，比起雲南、貴州一些偏遠的地方，自己的條件還算好的！這種用對比的方法來看待“苦”的做法確實讓我耳目一新。當我一再追問她真的不感覺苦時，她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說附近郝家?有個姑娘那才叫苦呢！那個姑娘有身孕了，而她的老公之前一直在呂梁扶貧，今年7月又到運城開始了“墩苗”計劃。兩個人都在鄉下，見個面都難，怎麼能不苦。顯然在劉依塵眼裡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苦，已經不再是苦了，她心中的苦變成了缺少相愛之人的關照與相守。
劉依塵是2019年8月到白家窯的，工作時間不長。但她說，自己收獲了挺多，她甚至說彌補了自己之前人生中比較薄弱的部分。我聽不大懂，她解釋說，自己以前寫稿子總是喜歡從思想、政治什麼的角度入手。但聽了村黨支書給村民講的課，她就知道不能那樣了。老百姓嘛，就是為了生活，一切得從他們的需要出發。在機關寫材料時，總是因為文字不接地氣挨領導批評，如果現在再讓她寫就會好多了。接著她提到自己的工作，說盡管自己的原單位每年都給村裡投入不少資金，但靠自己的社會資源拉不來項目，她所能做的，就是要把相關的政策落實好。
對此，我提出反對意見。因為政策是硬性的，支、村兩委就可以落實，讓一個研究生來給村民講政策，跑腿報銷，是浪費。劉依塵就顯得有點急，她說，反正我覺得凡事都需要有人去做，空講道理的人是簡單的，真正做事的人才偉大。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大的抱負，沒有那麼廣闊的視角，我隻能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。譬如給一個村裡的老奶奶報銷回藥費，不管錢多錢少我都很開心。
燃燒青春，為脫貧攻堅添一把火
劉依塵提到的那個姑娘，后來我聯系上了。她叫曹慧瑜，北大研究生畢業，也是選調生，祖輩上的二爺爺曹國權，就是《右玉和她的縣委書記們》裡那個種樹模范史來保的原型，父親改革開放時應征入伍，當了10年兵退伍后，回到家鄉，目前也在扶貧一線。她到郝家?300多個日夜了，這一年多來她有哪些變化呢？我對她進行了電話採訪。
曹慧瑜說，雖然工作時間不長，但自己已經由一個城裡來的“外來戶”，變成老鄉口中的“親閨女”了，以前覺得“一切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”可能是一句口號，但如今已經完善為一套完整的實踐和思想體系了。
那麼她剛到基層時是什麼樣子的呢？畢竟那是一年前的事了。我沒能當面見到曹慧瑜，但從她的一篇演講稿中，可以得到一些信息。她在裡面寫道，她受家庭影響是抱著一顆堅定的初心而來的，可是面對自己步行十幾裡爬坡上嶺走訪時吃了閉門羹，自己灰頭土臉地往回跑，背后還有野狗追，想想自己夜裡上廁所跑掉了鞋都不敢回頭去撿的害怕，兩條曾經被凍得生疼的腿，她是動搖過的，也問過自己畢竟寒窗二十載，最后跑到山溝溝裡來，圖了啥？可當她平靜下來之后，回想起貧困戶家裡看到的景象心緒就釋然了。
我不知道慧瑜看到了什麼，我在武鄉西邊分水嶺鄉一個村庄看到過一戶人家，昏暗的光線下，綠漆刷過的屋牆已經斑駁不堪，家具用的還是那種如今已經很罕見的扣箱，滿屋子看不到一件現代化的電器，一床被褥連整炕的竹席都沒能遮住，兩個老人坐在炕上，其中一個耳聾還聽不見，兩個六七歲的孩子在地上玩耍，趿拉著少見的塑料涼鞋，他們細瘦的胳膊上沾滿灰土，指甲裡全是黑泥，盡管知道他們馬上就要整體搬到新居了，但這就是他們幾十年來的生活實景。這可是武鄉，是一片“戶戶住過八路軍，家家出過子弟兵”，涌現出邊區殺敵英雄關二如，太行神槍手高貴堂，少年英雄李愛民，母子殺敵英雄李貴女、段滿青，地雷大王王來法，擁軍模范胡春花。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做出過巨大犧牲和貢獻的紅色土地啊，然而新中國成立都71年了，一些村庄還有一些老百姓仍在貧困線上掙扎，相對於那些貧困戶的苦，一個年輕人受那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？這大概也是她真正堅持和堅定要在扶貧一線的原因吧。
和慧瑜交流，她總是不願意談工作中面臨的困難，她談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收獲和心得。她說自己不僅對脫貧攻堅有了新的認識，也有了自己成熟的思考。譬如這段扶貧經歷，讓她找到了自己身上所承載的精神實質，那些精神由抽象轉化為具體，駐村扶貧在她看來不是“出發”而是“回家”，她仿佛又回到了“初心”，回到了“起點”。她把自己定義成一個右玉姑娘，家鄉的那些人，祖祖輩輩堅持種樹，很多長輩的名字如今都刻在紀念碑上。以前自己對“右玉精神”理解不深刻，來到農村后，看到百姓們的困難和艱苦，心裡就急，就疼。自己雖然是個女娃娃，身懷六甲，但干起工作來東奔西跑，活力無限，隻要看見鄉親們的笑臉，看見他們滿意了，自己就有了獲得感。因此，她認為能夠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參與脫貧攻堅事業，是自己的幸運。
慧瑜給我發過一張照片，她站在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前的廣場上，兩根扎了花的辮子，一件厚厚的軍大衣，手裡捧著紅紅的榮譽証書，我不知道照片是什麼時候照的，從照片上看，慧瑜是個清秀白淨的姑娘，但通過和她電話聊天，能聽得出她那股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氣兒，她這個“小右玉”，已經把自己實實在在化作了右玉精神的一個具體載體，一簇“小火苗”，她燃燒自己，燃燒青春，隻想為脫貧攻堅添一把火。
慧瑜說，她不是個例，大多數駐村的年輕人都跟她一樣。他們走出校園，又回到山西，心裡多少都懷有一些理想和抱負。正好，一段扶貧歲月更進一步淬煉升華了他們的思想和精神，讓這股精神力量不再虛浮，而是向下而生，變得更加厚重，更加扎實。等扶貧結束，他們回到各自工作崗位，大家可以拿出剛剛到村裡時的照片和離開時做一個對比，大家可能臉更黑了，皮膚更糙了，但泥土味濃了，精神氣足了，氣質更沉穩了，眼神也更堅定了，這就是“初心”的力量吧。
脫貧攻堅，為的是共同奔向小康，在這條路上，大家齊心協力一個都不落下。作為即將成為社會發展主力的生力軍——90后，當然不能缺場，也不能怯場。在初看曹慧瑜的演講稿時，覺得她是一個膽小、愛哭的姑娘，但一番溝通后，才發現其實她有著堅毅的內質。包括劉依塵，她們家庭條件應該都不錯，我先入為主地認為到農村來工作，會拒絕，會排斥，但通過和她們接觸，完全改變了我的看法，她們不僅很快融入了鄉村，愛上了鄉村，更讓平靜的鄉村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。
在武鄉採訪，差不多每個村都能看到像她們這樣“90后”娃娃兵的身影。劉依塵和曹慧瑜的故事興許不夠典型，但至少是他們這個群體的縮影。我們說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，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不幸，但是隻有經過歷練才能成長。當我寫下這些文字，再回想他們那一張張生動的面孔時，真的不會再用單純和幼稚去形容了。他們原本就有很扎實的書本知識，但下鄉駐村，尤其是親自參與到這場脫貧攻堅戰中，無論是對本已蕭條的鄉村，還是“溫室大棚”裡長大的他們，都會是一種巨大的收獲。就像劉依塵，我曾經當面用非常尖銳的口氣問她，如何理解這場脫貧攻堅戰，她開始說自己說不好，但她接著又說：其實，有些事在當時看隻不過是一件非常具體的事情，但是把它放到整個歷史中就不一樣了，它很可能推動了歷史的進程，說不定還影響到整個人類的發展。就像我們的義務教育一樣，不能說因為有些孩子不願意學習，就放棄推行。事實上又有多少孩子通過義務教育走出了村庄，走向了更廣闊的世界。我們做事情不能總是習慣於從功利的角度去看，不能因為眼前的暫時，而低估它對未來長遠的影響。對我們村來說，我覺得，隻要讓一個老奶奶能有一個很好的晚年，那就可以了。
一頭連著山外一頭連著村庄的公路
在武鄉那些日子，我經常走在一條條新修的公路上。那些公路，這頭連著山外的大公路，是城鎮，是市場，那頭連著村庄，是家家戶戶的街門和果園，是他們出行的方便，是他們的致富之道。那些天連日的下雨，讓武鄉厚實的土地土更紅、花更艷、庄稼更綠，就連雉雞都可以帶著自家寶寶不慌不忙地在公路上漫步。遇上雨大泥深，村民們會自發來清理，盡管他們已經白發蒼蒼、皺紋滿面，但他們已經不再只是坐在街門口盼望兒孫歸來的老人了，因為這幾年，村裡真的開始有了年輕人，盡管他們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但大老遠就已經聽到他們叫叔叔、大嬸、爺爺、奶奶的聲音了。
李晉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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