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述人：王宝臣
　　我1930年出生于襄汾县中梁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7岁那年，父亲因病去世。孤儿寡母，生活艰难，无奈之下，母亲领着我回到娘家陈庄村，靠给人纺线度日。舅父是小学教师，中共地下党员，我随舅父识字学文化。年纪稍长，我和母亲回到中梁村。
　　当时的中梁村虽是日伪占领区，但我党的地下工作非常活跃，是游击队的敌后根据地。1944年6月，母亲在中梁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村里最早的女党员，并担任村妇联主任。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，母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宣传抗日主张，为八路军侦察敌情、传送情报；走门串户发动妇女送夫送子参军；组织妇女织布做鞋，筹粮筹饷，支援前线……我从小耳濡目染，早早就在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，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，人民才能得解放，个人才能有出路。
　　1946年，我16岁，在原襄陵县高小上学。当年9月的一天，蒋匪军进攻太岳解放区，学校停办，我与同村的王德贵一起随部队向浮山一带转移。我俩的母亲知道消息后，徒步30多里路，把衣服送到部队驻地，叮嘱我们：“走吧！听党的话，好好干，打败了蒋介石再回来。”
　　在往浮山转移途中，我向襄陵高小老师、中共地下党员高月梅和梁仰崇提出入党申请，他们给我发了一本《中国共产党党章》小册子，当时的入党誓词为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；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；遵守党的纪律；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；要做群众的模范；要保守党的秘密；对党有信心；百折不挠永不叛党。到现在，我还记得小册子上印有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“永远跟党走，党让干啥就干啥”等内容。就这样，我成为当时的襄陵县最年轻的中共党员，1947年1月1日转正。
　　走上革命道路后，领导安排我掌管县政府大印，我把大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时刻告诫自己“人在，印必须在”。1948年解放临汾战役打响，我带领民兵、群众每天穿越枪林弹雨，往临汾城运送门板、檩条等物资，荣获支前三等功。临汾解放后，我又带领52辆马车组成的运输大队，夜以继日，长途跋涉，往晋中前线运送炮弹，历时一个多月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。
　　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，我始终认为，一个穷人家孩子，跟上共产党，能成为一名党的干部，是一生为荣的事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先后在襄汾县、洪洞县、原临汾地委担任过县委组织部、公社（乡镇）、地委纪检委、政法委等部门领导，始终牢记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。
　　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只要为政清廉，守住底线，做人就有了底气，做事才会硬气，做官才会有正气。我的儿子曾担任过两个县的县委书记。每次上任前，我都对他讲：“你去当书记，要过好三关。第一要过好学习关，不努力学习，眼光就看不远。第二是过好权力关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，不要贪权攀位。第三，要过好金钱关，不要看贼吃饭，要看贼挨打。过不好这三关，你趁早别干。”
　　今年我92岁，党龄76年，四世同堂，一心向党，三代人有11名共产党员，各自在不同岗位为党工作，为国奉献。我们家的家训是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。逢年过节，我都要反复讲这句话，要求后辈们铭记，代代流传。

本报记者郭玉琴 杜春春整理